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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哲学论坛:AI和基因技术使人类的未来变成一

  这些充满趣味和想象空间的问题无一不包含着对未来的思考,显然无法单纯通过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而是与观念和价值相交织,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现代技术的进展呈现出不断加速之态,特别是通过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自然人类文明正在过渡和转变为技术的文明新形态,今天人们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莫名期待与深度工具的交织。文明正处于巨大的断裂中,哲学已经不能靠回忆和美化过去时代度日了。哲学必须具有未来性。”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孙周兴表示道。

  为此,孙周兴发起成立的“本有研究院”与全球最大的Class A级共享生物实验室——大得创同实验室(ATLATL)共同筹办了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该论坛于11月23日在上海开幕。在两天时间里,包括生命科学研究专家、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院士,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门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佳佳之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教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教授,建筑设计学家、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教授,德国心灵哲学专家、波恩大学国际哲学中心主任马库斯·加布里尔教授等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学者,围绕未来在哲学和科学层面展开跨界对话。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今天计算机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们的能力和潜力也已经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这恰恰提醒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才能承认那些不同的、异形的、与我们不同的智能。”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发表题为《人类世中的愚蠢和人工智能》

  但贝尔纳·斯蒂格勒则表示,“技术是人类的解药,也是人类的毒药。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去应对技术的时代。”这位拥有堪称传奇经历的法国哲学家曾因抢银行被捕入狱,并于出狱后得到了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他所撰写的巨著《技术与时间》将“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由此确立了在哲学领域的地位。斯蒂格勒提醒人们自觉地塑造新的行为模式,以对抗市场统领下的技术体系的追捕。

  赵汀阳也在哲学层面表达了对技术无限制发展的忧虑。今天技术的发展在意图上并非否定人类的存在,但在实际效果上蕴含着对人类存在的否定。“人类数千年来的存在经验正在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秒速时时彩官网如果经验无法继续延伸,就意味着未来变成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着完全不可测也不可控制的变化,未来也就变成不可信任的赌博。”

  “技术进步是否永远都有利于人类?”赵汀阳对此表示疑问。在他看来,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技术的存在论边界。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出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这就等于进入了赌博模式,是一场人类无法控制的技术赌博,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

  新技术发展从来都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风险,科学家看好处,思想家却老是看风险,陈嘉映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知识人的任务不是在于指导社会,而是在于指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技术不仅将大规模改变世界的面貌,也会改变人类自身,“AI要把机器变得更像人,基因工程要把人类变得更像机器。”但是陈嘉映不认为人工智能会演变为一种新人类,反而很可能把人类变成新人类。

  陈小平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他提醒要区分真实的人工智能与媒介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二者相去甚远,仅仅通过媒介来理解人工智能显然不能了解业已存在的人工智能,更无法理解人工智能的未来。

  作为科学家,裴钢理解的人类文化具有“三原色”,即哲学、科学和信仰,这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交叉,科学发展到最顶端必然要面对哲学和信仰层面的拷问。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面前是需要重新被思考的。”裴钢认为,克隆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以达到克隆人的能力,剩下的就是伦理问题。而与其讨论人工智能做什么,他更愿意谈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最终又由谁来决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科学家不会放弃研究,哲学家也不必停止思考,裴钢认为这就回到了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

  首先定义“顶尖”。这里说的顶尖意味着至少在前10名,特别是指那些排在前5名之内的大学。

  在前不久落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有两个“东方红”备受关注——一个是基于东方红五号平台研制的超大容量宽带通信卫星试验星,它计划于2019年实施发射;另一个是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有限公司展示的由航天科技转化而来的系列民用产品。

  从研究生来说,顶尖并非仅以学校综合实力为标准,而通常只在某专业领域做到顶尖的系科。

  个人消费端市场目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规范。其中,早期开展的普通人个人基因组疾病风险预测,目前被FDA归为医疗设备进行管理,停止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公司开展相关的业务,表明了FDA对疾病风险预测业务的严谨态度。

  消费级的应用,目前的问题在于产品不成熟和需求的不确定。这种类型的公司,如果盈利模式单单只是通过对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很难实现盈利,投资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数据、知识的积累,基因与环境作用的机理的发现,在保健市场和疾病防治、慢病防治领域,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美国保健品市场在100-300亿美元,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在2000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000亿元,在保健品服务市场上,以基因检测作为保健养生的前导服务,与传统保健服务相结合,可以对保健服务进行优化。

  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最佳出路通常是做教授,然而上述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美籍华人,后来成为美国教授的并不多。

  而科学做得很好,包括后来在上述院系成为教授的中国人,恐怕多数不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的,而是出自美国那些专业很好但并不最顶尖的学校。

  生物化学系一位比我们高几年级的英国学生,来自学术世家,毕业时间比大家都快,他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很快成为全世界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内容。生化系还有一位女生长于数学,生物学研究也很突出,后来做过《细胞》杂志主编。

  我在哈佛做博士后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依曼的外孙,他自己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间发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酶(PI3 kinase),在生物学界广为人知。

  其原因并非中国的植物学教育优于美国,而是因为美国农产品长期过剩,美国的优秀学生绝大多数不学植物学,如果选择学生物,大都偏好医学(次为生物医学)。

  根据illumina的测算,在所有这些应用中,目前针对人类第一大杀手疾病——肿瘤的基因测序将会占比最高,市场需求最大。

  我们在植物学领域表现突出,是田忌赛马的结果,不是中国人有植物学方面的内在特长,也非我国植物学教育特别优秀。

  顶尖的大学本科应该也有这些问题:那里聚集了最顶尖的美国学生,有些功课极端好,有些家庭背景很强。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因此受挫,所以大部分这些院系的中国学生后来都未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原因是自信心没了。

  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哥哥Gilbert Chu,当年读小学和中学时考试分数特别高(高到他的两个弟弟都在中小学期间自愧弗如,小弟在没读完高中的情况下就弃学而逃)。

  开发实体瘤NGS panel的代表公司有Foundation Medicine(FMI),该公司的主要产品FoundationOne检测315个癌症相关基因的编码区和28个基因内含子的重排区,其检测方法2013年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但正如MD-anderson癌症中心的病理专家指出,实体瘤NGS panel只是测量实体肿瘤的某一时刻的状态,而不能追踪到肿瘤发生的全过程,人体内肿瘤的状态是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如对于已经发生转移的癌症患者,如果仅仅取某个部位的癌组织,并不能反应患者的整体情况,但对所有癌组织都取样又不好操作。并且,实体瘤组织活检的相对滞后性对患者的治疗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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